姚光

姚光少年时即不满清廷的腐败和丧权辱国,自题名曰“光”,号“复庐”即隐含光复汉土之意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年仅13岁的他就在《觉民》杂志上发表《为种流血文天祥传》,借文天祥九死不屈的抗元故事,号召人民反抗清廷,“我愿我爱国志士效之、实行之,则胡儿虽狠,不难犁庭扫穴矣”。 姚光的诗文(0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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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生平

  姚光(1891~1945),一名后超,字凤石,号石子,又号复庐。张堰人,为高燮之甥。7岁入私塾,11岁即能文,15岁入秦山实枚学堂,17岁(1907年)入上海震旦学校,未数月即因大病辍学,遂乡居自学。读书、藏书、著书。几乎每年都有所作,至老不衰。每有所作,辄就正于其舅,故他与高燮兼具师生之谊,感情特深。

  少年立志

  少年时即不满清廷的腐败和丧权辱国,自题名曰“光”,号“复庐”即隐含光复汉土之意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年仅13岁的他就在《觉民》杂志上发表《为种流血文天祥传》,借文天祥九死不屈的抗元故事,号召人民反抗清廷,“我愿我爱国志士效之、实行之,则胡儿虽狠,不难犁庭扫穴矣”。光绪三十年(1904年)作《新秋放歌》诗,有“江汉如故衣冠易,中原破碎沧神京。悲我同胞睡未醒,独上昆仑招汉魂”句,以后所作《题风洞山传奇》、《写恨》(1906年)、《哀秋(瑾)女士》、《伤春》等诗,均反映他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。甚至在偕新婚妻子游杭州度蜜月之际,亦不忘国事,有诗云:“极目前途岂有涯,未酬素志奈为家,相将其矢平生愿,载遍中原爱国花。”

  南社社友

  宣统元年(1909年)11月13日近代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,姚光即首批入社,成为南社最年轻的社友。继续在《南社丛刻》以诗文鼓吹革命。民国七年(1918年),南社内部发生分歧,柳亚子愤而辞职,经社友推举姚光继任主任。故论南社主政者有“前有柳亚子,后有姚石子”之称。姚接任后,曾举行雅集于上海徐园,社中经费不足,他曾出资刊印《南社丛刻》第21、22两集。

  革命理想

  宣统二年(1910年)秋,姚光与高旭、高燮、何亚希、蔡哲夫等结伴作金陵(今南京)之游,结识居于南京的社友周实丹,意气相投,遂结为好友,在南京凭今吊古,各以胸中悲凉之气,发为诗歌,由周实丹汇刊为《白门悲秋集》。嗣后书信往来,时相唱和。周实丹组织南社的分社“淮南社”,姚光还为之作《序》。次年(1911年)8月,武昌起义,周实丹回淮南故乡发动起义响应,被清廷杀害。姚光《作哭周实丹文》,言词十分悲切。姚光期望辛亥革命进行到底,认为要吸取洪秀全的教训“战马嘶风可出师,长驱逐北捣燕支,洪王一误莫再误,深入虎巢擒虎儿”(《秋兴》诗)。又作《北征歌》,表明自己的心迹,“功成身自退,本不为名声,优游林泉间,愿作共和民。”

  兴国学

  民国元年(1912年)6月,与高燮等在张堰创办国学商兑会,任理事长,出版《国学丛选》,发表《国学保存论》,认为国学是“一国精神之所寄”,“国存而学亡,则其国虽存,亦必至灭亡;国亡而学存,则其国虽亡,而必能复兴”。同时他又作《尚武救国论》,认为文武不能偏废,“我愿我民激励之、鼓吹之,以扬我祖国之耿光”。

  政治活动

  辛亥革命后,袁世凯窃国,姚光深感“神州虽复,而依然豺狼当道,魑魅跳梁”(《吊陈大复文》),就在家乡积极组织并参加政治活动,民国元年(1912年)被举为金山县第一届议事会议员。同年,中华自由党金山分部成立,即首批参加,其址亦设于张堰姚氏经营的厚生阳伞厂内,并起草《自由党金山分部启》,6月,自由党改组为同盟会,他被举为金山分部副部长,9月,同盟会又改组为国民党。民国2年(1913年)3月,宋教仁遭袁世凯暗杀,姚光作《哭宋钝初先生文》“扼腕顿足,不暇为我友悲,而为民国前途放声一哭也”。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、退让,没有按姚光的愿望“长驱逐北捣燕支”,以致养虎贻患,深感痛心,其《伤心》诗曰:“为虺弗摧终贻戚,我谋不用复何论。伤心往事都成梦,晦冥乾坤且闭门”。时军阀纷争,“烽火满天下”,深感“回天无力”,但他仍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,“重整乾坤终有日,临江击楫志澄清”(《津浦归途作》)。民国14年(1925年)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“五卅”惨案,共产党人李一谔等在张堰发起召开“五卅烈士追悼大会”,姚光亦参与活动。在国共合作时期,姚光经常为李一谔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提供活动场所,资助活动经费。民国15年(1926年)北洋军阀军经过张堰,他还亲自带头清扫街道,迎接北伐军北上。民国13年(1924年)5月以后任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。民国16年(1927年)“四一二”政变,国民党实行“清党”,聘姚光参加国民党改组委员会,拒不就任。从此对国民党政治采取消极态度,致力于家乡建设。

  支持抗战

  早在民国6年(1917年),他就参与筹备开浚县骨干河道张泾河,担任财政管理员,不论筹集资金、组织民工、商借机器,他都亲主其事,自己捐款为张堰全镇之冠。民国12年(1923年)以后又继续开浚沈泾、小桥河、东市河、山塘、旧港、惠高泾等。民国9年(1920年),家乡饥荒,米价腾贵,他组织平粜,将家中存米250石捐作平粜,售出之款再购米平粜,转辗共平价粜米达1000余石。民国14年(1925年)还接替姚贞甫主持张堰济婴局。他更关心家乡教育事业,认为女子也应同样受教育,早在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就与高旭、何宪纯等创办张堰钦明女校,任文史教员,并自编《金山乡土地理教科书》。民国13年(1924年)积极参加创办松青金等七县女子师范学校。次年(1925年)10月,又与高君定、高君介、何宪纯、曹中孚等创办张堰图书馆,并任馆长,馆内开支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均由姚光负担。民国21年(1932年)重印正德《金山卫志》,由姚光作《跋》,指出金山卫地理位置的重要,“得之足以前控大海,后扼浦江;失之则沪茸西浙非我有矣。……近者倭人寇我淞沪,倘在彼不得逞志,必云扰沿海,而卫当其冲,不知为政者何以为御敌之计也?”5年之后,日本侵略军果然从金山卫登陆,卒应其言。家乡沦陷前,他还担任金山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、金山民众组织委员会征募处救济股长,积极在宣传上、物质上支持抗战。

  家乡沦陷后,姚光蛰居上海孤岛,常与爱国人士砥砺情操,切磋文史。并与在沪同乡组织金山旅沪同乡会,任监事。同时致力于《金山艺文志》的编著,此书自民国8年(1919年)开始,持续编写,历20余年之久,终于完成这部巨著。但未及刊印,民国34年(1945年)患腹膜炎卒于上海。